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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领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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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1日下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结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既是对三中全会精神的再一次精辟阐述，又是对深入抓好全会《决定》部署落实的有力动员，对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好落实，把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研讨班期间，全体学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实际深入研讨交流，加深了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的理解，增强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责任感使命感。结业式上，研讨班10名代表发言，汇报交流了学习收获。

蔡奇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大家深化了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用科学方法指导和推进改革、营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等重大问题的认识，都有新的收获。要把学习领会全会《决定》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起来，在深学细悟、融会贯通上下功夫。要着力提高谋划推动改革的能力，强化系统思维，善于谋篇布局、统筹安排，善于守正创新、抓纲带目，善于攻坚克难、典型引路，加强舆论引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形成齐心协力共抓改革的强大合力。要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责任，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防止和克服改革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的建设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要扎实做好岁末年初各项工作，确保今年顺利收官和明年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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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k1体育，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k1体育，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