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国际论坛·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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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针对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多发问题，2023年7月31日，最高检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和预防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最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不能简单地把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犯罪当作民营企业的“家事”，而是要从理念、制度、措施上重视起来，妥善把握刑事介入与企业自主调节的界限，既要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犯罪，又要在办案中依法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帮助民营企业去疴除弊、完善内部治理。

11月14日，陕西乾县公安局发布一则《关于征集中小微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行为线索的通告》，征集中小民微企业内部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腐败犯罪行为。关于此举的目的，该通告中称，系“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治理，有效打击中小微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延伸治理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乱象问题……”

黑龙江伊春市公安局友好分局9月28日发布的公告显示，该局征集的民企内部突出腐败问题犯罪线索包括，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实施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企业资产等犯罪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权、著作权等犯罪行为；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非法高利转贷、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涉黑犯罪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的金融诈骗、合同诈骗、串通投标等犯罪行为。

8月10日，湖北荆州市公安局也发布过一则类似通告，该局除了征集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线索外，还征集工程建设领域串通投标违法犯罪线索。具体包括：1、投标人相互串通，严重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投标人与招标人相互串通，严重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合法权益的；2、在市政设施、公共服务、交通水利、农田整治、生态修复、环境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工程项目中串通投标的；3、两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串通投标；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串通投标的；4、挂靠或者借用资质“围标”、串通投标；在串通投标中行贿、受贿的；5、以非法手段胁迫他人放弃投标、中标人弃标、转让中标项目，伪造投标资质、印章、文件等相关违法犯罪；6、专门从事策划、组织、实施围标串标、破坏营商环境的职业“标贩子”、“标霸”、“标王”；7、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商业贿赂犯罪。

上饶警方征集的线索包括：一、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实施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腐败犯罪行为。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企业资产等犯罪行为。三、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权、著作权等犯罪行为。四、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非法高利转贷、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涉黑恶犯罪，依法惩治金融诈骗、合同诈骗、串通投标等扰乱市场秩序犯罪行为。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检察制度和举措。“这些制度、举措对于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犯罪问题关注不够，立案难、查办难、预防难等问题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关注的焦点。”上述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落实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平等保护的要求，不能简单地把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犯罪当作民营企业的“家事”，而是要从理念、制度、措施上重视起来，妥善把握刑事介入与企业自主调节的界限，既要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犯罪，又要在办案中依法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帮助民营企业去疴除弊、完善内部治理。

2024年4月2日，公安部网站发布《公安经侦部门“护企优商”取得积极成效》一文，文章指出，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坚持严打犯罪、规范执法、平等保护、主动服务，扎实做好服务和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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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判程序，壳牌公司就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原来，双方合作之初，曾在签订的《经销商协议》中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应提交壳牌和经销商的高级管理层，双方高管应会面解决上述争议。争议无法得到解决时，双方同意将争议不可撤销地提交给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壳牌公司据此认定，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这是一个典型的垄断纠纷管辖争议：一方面，从合同约定角度看，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仲裁，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另一方面，案件涉及的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体争议，已经超出双方协议约定进行仲裁的范围，法院具有管辖权。”最高检知产办办案人员向记者解释，关键在于如何认定垄断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可否通过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排除法院的管辖并且明确此类案件的裁判规则。

怎样落实好党中央的要求？在获取相关案件线索后，最高检知产办对最高法和地方法院审理的类似案件进行了筛选分析，发现法院对此类案件存在裁判标准不一致的现象。“最高法审理的其他案件均认为，不能因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条款而排除法院的管辖权。”办案人员说，“只有昌林公司诉壳牌案的二审、再审裁定排除了法院管辖权。”

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后，检察机关通过走访国家反垄断局、与仲裁机构进行座谈、召开专家咨询会等形式，听取了多方意见，认为结合我国仲裁法及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此案有关垄断行为的认定问题已涉及公共利益及消费者利益，超出当事人之间的《经销商协议》约定的纠纷范围，《经销商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能当然地排除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