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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开元棋官方网站下载app,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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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猪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王洪杰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现在野猪越来越多,除了缺少天敌、自身繁殖能力强以外开元棋官方网站下载app,在种群调控中还有以下问题:一是调控手段落后,绝大多数地方都是笼捕或者网捕,效率低下;二是野猪不能食用,影响了群众猎捕的积极性;三是没有稳定的资金保障;四是种群调控机构或者猎捕队不适应工作需要。

10月29日中午,南京火车站、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官方微博@铁路南京站发布情况说明:经初步调查,10月27日傍晚,一头野猪侵入南京南站至紫金山东站间的高铁联络线,与通过列车D5515次相撞,引发设备故障停车,造成途经南京南站的部分列车晚点。随车机械师下车排查处置故障时,被邻线列车碰撞,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金崑说,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系列措施的落地生效,我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改善。野猪因为繁殖力强、适应力强等特点,它的种群数量也快速增长。另外野猪也是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一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地区缺乏野猪的天敌开元棋官方网站下载app,比如虎、豹、豺狼等,导致野猪的数量因缺乏天敌的控制而增长较快。另外人为干扰的强度现在降低了,较适宜生存的环境也扩大了,为野猪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金崑认为,现在野猪调控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平衡。在野猪致害严重地区,既要采取及时、适当的调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生活秩序,又要保护好野猪作为生态系统食物链的一环,保护好生物多样性,维护好生态平衡。最大的难点是怎么样才能让野猪在自然栖息地里正常生存,不与人类发生冲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21年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国务院相关部委对全国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并在江西等14省(区)开展了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野猪危害综合试点省(区)已先后成立狩猎队对野猪种群进行调控,最终目标是要把野猪的种群数量降下来,既能够满足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同时也不给农民造成过多的损失。

“在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期间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主管部门会给予一些财政补助,县级人民政府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除了购买一定数量的猎捕工具和防控设施以外,还要对野猪等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这种资金使用制度短时间可以,但不能长久,地方财政也无力长期承担。”该试点省份同时还反映,猎捕的野猪主要采取消毒掩埋的方式进行处理,即“无害化”处理,无法通过出售、食用等资源化利用方式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来弥补防控和调控资金的不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