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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也出现有的原告重新起诉确有正当理由的新情况，如果一律不允许原告撤诉后再行起诉，将导致行政争议得不到实质解决，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实质救济，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前述负责人介绍，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原告因受欺骗、胁迫而申请撤诉，违背本人真实意愿，这本身即为妨碍行政诉讼的违法行为，有必要予以纠正。二是原告与行政机关达成和解而申请撤诉，但是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和解并未实际履行。三是原告因行政机关承诺解决相关争议或者其他实际困难而申请撤诉，但是行政机关在承诺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未予解决。

一是人民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尽可能作出内容具体明确的判决。这是给付诉讼的应有之义。实践中，难免也会有需要行政机关调查或者裁量的情况，但有的法院简单地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者笼统地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导致争议得不到实质解决，甚至演变成新的矛盾纠纷。针对该问题，《指导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对重作标准、履行期限等内容进行指引。

二是重申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释明一并解决可能存在的行政赔偿争议。实践中，行政赔偿案件不解决补偿问题，导致衍生出大量行政补偿案件，故《指导意见》明确在行政赔偿案件中能够一并解决补偿问题的，应当一并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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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市为例，一方面，全面摸排人脸识别应用场景，推出有关行业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正面清单”；另一方面，依法依规严厉惩戒侵害消费者和用户人脸信息权益的违法行为，推动企业主动履行人脸信息保护义务，进一步提升全社会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既规范人脸识别应用又对违规行为进行惩治，这就将其纳入了法治轨道，有助于将“非必要不刷脸”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