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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认为，老年人被诱导打赏主播，既有他们为找到情感寄托而甘愿付费的因素，也有孤独生活拉低他们心理防线的因素，还有短视频平台缺乏类似“青少年”模式预防机制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家庭和子女给老年人应有的关爱，也需要短视频平台加强监管，针对判断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模式，让老年人远离大额直播打赏。

“有主播自称是心理学老师，甚至自称‘希望导师’，套路都差不多，先是声称宣传正能量，帮助连线的人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后连线的人为了答谢老师，表示愿意在老师的直播间低价出售商品，从而诱导老人们抢购。”在与受骗者家属的交流中，王婷发现，这些在常人面前容易识别的“套路”，在老人眼里却成为能够引发共情的感人故事，“他们现在对这种主播非常崇拜，子女怎么劝都不听。”

“每次我一跟她提起来，她就开始闹。我说什么她都不信，也不愿意退货，更不愿意关掉那个直播间。她觉得我是在阻碍她和主播做好事，我成了‘恶人’。”王婷发动了母亲身边的朋友，可都劝不动。她也曾较为强硬地给母亲手机装上软件管理程序、取关了她所关注的主播，可母女俩除了大吵一架外起不到任何效果。“现在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了，没有钱再网购，可还是拦不住她每天看直播。”

“在大多数相关案件中，用户作为原告均主张其与主播之间构成赠与合同关系。如果因为主播采用一些欺诈等方式来诱导打赏，可以要求撤销合同，但是欺诈的认定比较困难。”长期关注此类问题的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首先要确定确实有欺诈行为存在，如果仅仅是常用的直播话术则不能归为欺诈。虚构事实、歪曲事实，然后去诱导打赏则可能构成欺诈。

“网络直播及营销活动确实导致了冲动性消费及非理性打赏，在没有完善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应该担负起与其盈利相对等的社会责任，建议对于判断能力弱、认知能力衰退的老年人设置相应的退款机制，在亲属提供充足证据确实能证明打赏行为缺乏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予以退款，以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和纠纷。”常莎说。

“在老年人参与打赏场景中，要区分自愿打赏、自主打赏以及诱导式、误导式打赏，后两者根据程度不同，可能涉嫌构成欺诈或诈骗。”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社会治理发展研究部部长李俊慧分析，由于老年人对智能手机或电脑的使用能力较弱，不排除部分操作行为虽然是老年人自己实施，但其主观上是在被诱导、误导情况下实施的，其对相关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存在不准确认知，甚至对特定操作行为可能产生财产转移支付没有准确认知和判断，此时还是要给老年人设置申请退款的机制。

“平台直播应建立起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朱巍建议，首先分级可以按照直播间的销售资质、信用等级做划分，落实黑名单禁入制度。其次线上线下需要统一管理，线上出了问题，不仅要封号，还要让线下的人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最后就是分类管理，比如保健品、古董类售卖本身就有专门的规定，更应该将其纳入细分类别下严格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