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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的事实清楚。余华英有预谋的拐卖儿童，在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伺机寻找儿童和作案时机，作案后快速转移儿童，到邯郸市通过中间人卖出，作案模式高度一致，通过长期多次拐卖儿童，形成了拐卖儿童的完整犯罪链条。在案的证据被拐卖儿童的生父生母关于孩子被拐走的陈述、被拐儿童养父养母关于收买孩子的证言、被拐儿童与生父生母的DNA比对鉴定、被告人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的供述、同案王加文的供述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余华英伙同他人从1993年到2003年期间，在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市、安顺市、都匀市，重庆市大足区，云南省丽江市、大理市通过租房等方式物色儿童，以购买零食、玩具等方式将17名儿童拐走贩卖。在案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二、余华英拐卖谌江华犯罪既遂。被告人余华英与龚显良以出卖为目的将谌江华、谌江海从安顺市拐骗至贵阳市，因认为谌江华年龄大不好卖，因此将谌江华留在贵阳市火车站附近游戏厅，后谌江华被市民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谌江华送回安顺家中，余华英将谌江华从安顺拐骗至贵阳，谌江华已经脱离父母的监护，在余华英及龚显良的实际控制下，拐骗行为已经完成，拐卖儿童犯罪既遂。

五、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17名，造成12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17名儿童的父母为寻找子女多年来颠沛流离，在寻找未果后有的父母抑郁而终，有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被告人余华英虽然当庭认罪，有坦白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余华英在拐卖儿童过程中是否存在虐待儿童的行为无充分的证据证实，不宜认定，但不影响对余华英的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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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消息，《云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下称《规定》)将于2024年11月1日起正式执行。规定第九条指出，不得安排经期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经期禁忌劳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向在职女职工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35元的卫生费或者相应价值的卫生用品，企业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患有重度痛经的女职工，经医疗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经期给予1至2日的休假等。

更重要的是，痛经作为一种症状，提示着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了某些问题。“除了原发性痛经外，70%左右的继发性痛经(疾病引起的痛经)是由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例如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巧克力囊肿)、子宫腺肌症等，需要及时治疗，否则病情加重，会造成更大的健康损害，甚至影响生育功能。当患者因痛经到医院就诊时，我们需要先排查确定导致痛经的原因。”陈怡文说。

资料显示，“痛经假”的概念由来已久，1993年由原卫生部、全国总工会等5部门联合颁布的《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明确指出：患有重度痛经及月经过多的女职工，经医疗或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月经期间可适当给予1至2日的休假。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痛经假”的具体执行进行了细化和补充。目前，上海、广东、江西、河南、安徽、江苏、山西、浙江等多个省份都有“痛经假”的相关规定。